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9） 列印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09/04/29, Wednesday
(picture source: 台灣人權景美園區)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1964年的彭明敏事件。
1964年9月發生了彭明敏事件。台灣大學教授，國際知名的太空法權威彭明敏博士，為了廣泛地向知識階級呼訴：「除非否定國民政府，以台灣的資格獨立自主，不用說台灣人，連中國人都無法生存」，在準備宣傳品的階段被逮捕。這個事件給內外帶來很大的震撼，因為誰也沒想到連他這種人也主張台灣獨立。
彭明敏事件後來有戲劇性的發展，將另闢一節敍述（參閱 4蔣經國和彭明敏事件）。
正當東京奧運最熱鬧的時候，1964年10月16日，中共第一次進行核子試爆得到成功，使國民政府又受打擊。每個人都認為「反攻大陸」已經因而被宣告壽終正寢。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還莫名甚妙逞強說：「核子科學在今天已經不是祕密。『共匪』的核子試爆不會立刻成為什麼軍事上烕脅」，令人覺得滑稽。國民政府真正擔心的是，中共的核子武裝也許會給聯合國本就短兵相接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帶來極大的變動。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99。
文化大革命救了ROC？ 卻是反攻大陸的大夢。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論文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成為導火線。1966年夏天起，中共陷入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大動盪中，全世界為之震驚，連一向大言不慚說是對大陸摸得一清二楚的國民政府，也有如晴天霹靂。
這些姑且不談，文化大革命確實給國民政府提供最佳的宣傳教材。1967年7月，駐美大使周書楷向魯斯克國務卿誇大地表示：「到9月或10月，中央政權將從地球上消失。」國民政府似乎真的認為中共政權會立刻發生分裂引起內亂，崩潰瓦解。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02。
1950年代，國民政府全面依賴美國的軍經援助。到1965年6月美援停止為止，美國提供的經濟援助超過十四億美元，照人口比例來計算，比任何國家所獲的援助都多（每人每年9.7美元，菲律賓2美元，泰國1.3美元）。
美國的這筆支出和指導，給國民政府軍隊提供了武器，彌補了貿易上的赤字，興建了許多學校，在基礎工業以及道路、橋樑、水庫、港口、上水道、下水道的建設和充實方面，派上了用場。
正因為有了這龐大的援助，國民政府才能苟延殘喘，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他們依賴心理更為加強的結果。他們開始認為，美國出錢讓自己跟中共對抗是一種義務，不夠的由美國彌補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替自己辯護說：光靠台灣無法自立。他們也一直主張：因此必須再度征服中國大陸。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06。
KMT在中國無法施行的政策，到台灣，就很有為的完成一切計畫。
所謂「節制資本」是以發達國家資本和節制私人資本為目的，否定自由經濟，採取統制經濟。孫文的動機在人道主義，但被蔣介石的國民黨歪曲削足適履，以便配合他們的體制。結果出現「四大門閥」的壟斷，國家資本和黨資本混在一起，實質上成為黨幹部私營。
在台灣，國民黨幹部也互相傾軋，企圖把銀行、重要工業、土地佔為己有，以國營、省營、黨營的名義，置於各派系的控制下。
它使台灣整個經濟陷入停滯，但國民政府因而能確保兩百萬中國難民的衣食住行，同時對台灣人操生殺與奪之大權。
但是引進外資政策跟與此有關的，以輸出為方針的海島型經濟政策，勢必破壞國民政府的國有化政策和統制經濟。而下層結構如產生變化，上層結構當然也會產生變化。
雖然有合資企業和本地工業相互競爭這個麻煩的問題，整個民營企業的飛躍發展，加強了台灣人在政治上的發言力量，蔣經國不得不擺擺姿勢起用台籍才俊，同時讓台籍企業家－雖然為數極少－和大陸籍的經濟官僚一起躋於國民黨中央委員之列，就是它的具體表現。
但現在的國民政府沒有這個餘裕。既然自稱「中國的正統政府」，以「反攻大陸」為國是，就必須頂著繁雜的政府組織，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和祕密警察網。國民政府為此撥出的預算達三億美元（1968年度），佔中央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五，佔包括地方（省）預算在內的總預算的百分之五十。在這個結構之上，國民政府必須謀求貿易立國。這是多麼的矛盾！這個矛盾究竟能掩飾到什麼時候？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10-211。
專門打壓講真話的人，現在最恨台灣人阿扁能當上ROC的總統，阿扁總統早就應該要革ROC的命，才是建ROT之道。
彭明敏（鳯山人，1923年生）曾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和台灣大學,留學加拿大、法國，在把巴黎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後，擔任台灣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
他是聞名世界的太空法學家，因此被國民政府利用做對美宣傳的材料。國民政府任命他為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1961年）、中美科學教育委員會代表，作為起用台灣人的榜樣。蔣經國還把當作「青年模範」之一，親自加以表揚。
那麼彭明敏為何以叛亂罪的嫌疑被捕？國民政府既然宣佈逮捕，就不能不公開審判。1965年3月，軍事法庭開庭，公開了下述事實：他們三人圖謀不軌，起草印刷所謂「台灣自救宣言」的宣傳小冊子，以「台灣自救聯盟」的名義廣泛分發各界的前一剎那被捕。
「宣言」約有兩千八百字，一開頭斷言「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已經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正面否定了國民政府所倡的「正統中國」的主張，接著道破反攻大陸絕對不可能，分析中國兵和台灣兵的心理說：
「……有人說，大陸來台人士返鄉心切，容易受蔣介石的驅使。其實中共國勢的強大，已使百年來飽嘗外侮的民族主義者揚眉吐氣，他們相信，這絕不是貪污無能的蔣政權所能望其項背的。我們究竟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至於代理退伍軍人而入伍的籍青年在他們的記憶中仍然留著蔣介石在二二八事變中屠殺二萬台灣領導人物的仇恨，他們雖然三緘其口，始終還是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在軍裝的鐵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們的思想，他們無論如何不致認賊作父受蔣介石的奴役。」
「宣言」在最後提出三個目標和八個原則，主張一千二百萬島民應不問省籍，精誠合作，建立新的民主國家，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分子，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結語說：
「……多少年來，中國只是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個政權的依賴心理，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
軍事法庭只做了兩天的證據調查，4月2日就適用「懲治叛亂條例」，將「宣言」的提案人謝聰敏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彭明敏和魏廷朝判處八年有期徒刑。
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來說，即使處以死刑也心有未甘，但因顧慮到輿論，算是從輕量刑。儘管這樣，國際上還是強烈譴責這是「彈壓言論自由，不合人道的壓迫」，蔣介石只好在1965年11月「特赦」彭明敏，其他兩人也跟著減刑一半。
彭明敏被釋放後，未獲准回大學任教，台北市內的家裏處於「半軟禁狀態」（美聯社電）。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從60年代步入70年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12-214。
與中共打交道，須堅持主權，絕非阿九的投降主義。
在這裡要澄清以免引起誤會的是，台灣人並不希望和兩百萬中國難民怨上加怨，仇上加仇。有朝一日台灣獨立，去就任由他們選擇，想回大陸的，給予方便讓他們回去，希望留在台灣的人當中，想歸化的，准許他們歸化，想保留外國人身分的，當作外國人加以保護。
台灣幸好沒像韓國或越南那樣發生過熱戰。雖然台灣跟這些國家一樣，命中注定必須和共產陣營對抗，但並不必採取軍事至上主義。我們相信，只要扎下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深根，一定能建立安定的台灣。
欲能如此，必須迅速而合理把把國民政府的統治所留下的傷痕治好。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台灣的獨立"，《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222。
後言:
自古以來，歷經殖民統治，台灣人有了台灣意識，卻缺乏建國行動，用選舉來決定台灣主權問題，非常危險，台灣人民必須自己當家作主的血拼。
（全文完，撰於200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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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途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3） 列印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08/11/21, Friday
這次搭配的圖片是楊緒東醫師的心靈畫作「歸途」
主要在表明這種魚，必須歷經千辛萬苦，回家鄉生產後代，方能力盡而亡
也呼應盧千惠女士所言「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己經被污染。收取賄賂、自私自利，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首先就必須要去除這些惡習。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有著「真情」的感動，現在的台灣建國運動，太多山頭還須團結，才能平順建國。
柳文卿先生是和我們一起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好朋友。那時候他才剛修完東京教育大學（現在的筑波大學）的碩士課程，和我們一樣被沒收了護照，而且因為已經不是學生身分，也拿不到留學簽證，必須每個月到入國管理局去辦理簽證延期手續。
3月26日，柳文卿先生像往常一樣，前住位在品川的東京入國管理局，但是卻遲遲沒有回來，他的朋友很擔心，就打電話和世楷聯絡。世楷前往入國管理局，對方卻什麼也不肯說。情急之下，只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到處問，最後終於從千葉縣選出來的水野清議員那兒得到消息，告訴我們柳先生被關，並且透露他明天早上九點就會被強制遣送回台灣。
獨立聯盟的朋友們當天晚上就趕忙集結在辦公室，商量計劃著怎麼在柳先生被遣返之前把他救出來。最後決定兵分兩路，一組人往羽田機場出發，另一組人則是到品川和橫濱的入國管理局去。
外子負責開車前往品川的入國管理局；按照計劃，他要埋伏等護送車出現，然後用車去衝撞護送車，讓柳先生上不了飛機。只要遣送回台灣的日子延期一天，大野正男律師就可以在禮拜一的一大早，到東京地方裁判所遞出強制遣返執行停止命令。大野正男律師後來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當時的他不但從未計較過律師費用，有多少拿多少，還對著束手無策的我們，兩手壓在桌上，鞠著躬說：「很抱歉，日本政府做了這樣的事。」
世楷在入國管理局門外等了又等，就是不見押送柳先生的車子出現。原來他們己經在前一晚偷偷地將他送到機場的拘留室了。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91-92。
我們後來才知道，事實上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早就和台灣政府談好交換條件。當時位在長崎的難民收容所裡關著100多名的台灣毒販，日本政府有意將他們引回台灣，但是台灣方面就順勢要求，在引渡回台灣的人犯當中，一定得包括在日本從事反政府運動的人員，台灣才願意接受這些毒販。不得已，日本政府只好答應。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 92。
台灣政府處理完柳文卿先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外子了。隔年，也就是1969年，世楷再去辦理簽證更新手續時遭到拒絕。當時正好是世楷來到日本第10年，繼早稻田大學碩士學位之後，取得了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剛成為津田塾大學助教授的時候。原本還慶幸著從此可以走出不安定的學生生活，誰知道又遭遇到這樣的難關。
1969年10月13日，我們接到來自法務部的通知，要世楷「在兩個禮拜之內離開日本」。
周遭有許多人為我們擔心，紛紛跑到法務部請託，希望能准許讓世楷留下來。還有人在報紙上投書寫著：「明知道有危險還把他送回去，這是無視人權的做法！」認識的議員們也到處想辦法，津田塾大學的教授會也出面向法務部陳情，但所得到的回答都是「NO！」
這時候的我，心裡已有覺悟，也做下了決定，如果世楷真的被強制遣返，不管將會受到什麼處置，我都要一起回台灣去。
世楷說，他將會一直講課，直到規定離開的那天為止，所以仍然到學校去。另外，撰寫民法學者我妻榮先生監修的《日本政治裁判史錄》稿子的工作也繼續著。就在法務部所規定的「兩個禮拜」期限前兩、三天，世楷帶已經完成的稿子到我妻先生家中交給他，並且就剩下的部份恐怕無法完成的事向他道歉。
我妻先生問清楚原因後相當吃驚，同時告訴世楷：「明天到法務部八樓來！」
隔天一到法務部，世楷這才知道，原來我妻先生是法務部的特別顧問。我妻先生把常務次長叫來，讓世楷說明事情原委，聽完後便提出要求：「我願意當許先生的保證人，你們再一次重新審理他的居留資格。」
就這樣，在強制遣返日迫在眉睫前，我們意外得救了。
當時我妻先生雖然什麼也沒說，不過幾年後，在《日本政治裁判史錄》出版紀念會上，他告訴我們：
「那件事還真是千鈞一髮，因為台灣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已有共識，要把你遣返。幸好，在大學時和岸信介君是同班，彼此有交情，打電話跟他說這樣做太不人道了，他也這麼覺得，才答應設法把你留下來。」
而也因為世楷這件個案的關係，除了之前已被遣返的柳文卿以外，其他原本也要遭到遣返的同伴，統統免除被強制送返的命運，順利地逃過一劫。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93-95。
記得唸中學時，我在教會跟著從美國來的宣教師讀《聖經》。有次談論到當時正值狂傲年紀的我們，曾經對究竟有無「奇蹟」這件事提出懷疑。就在那時，宣教師告訴我們：「所謂的奇蹟，它是集結了眾多人的愛，再加上上帝的愛，所產生不可思議的事。」他那溫和的態度和語調，讓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和外子、同志相遇”《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95。
更早期的台灣人認同中國，想幫助中國成為民主大國，現在的阿九家屬皆是美國人，而依附中國，坐享兩國的扶持就不顧台灣人民的建國行動，而急於回復到專制中國的懷抱。
話說祖父離開養母家之後，就和哥哥一起工作。有一天他在街角看到一位紅著臉、身材很高的洋人站在那兒吹喇叭。那個人在做什麼呢？好奇之餘，便在那裡停下腳來。「上帝正在找尋走失了的孩子」，突然，那個洋人用不太標準的台語開始說著上帝的故事。這位洋人也就是凱恩貝．慕迪牧師。他說的「放蕩浪子」的故事令祖父很感興趣，同時也覺得這個人說的上帝，應該是可以相信的。就這樣，從此以後祖父便每個星期天都到教會做禮拜。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101。
那是我還在唸高中時候的事情，有一天，發現外祖父客廳牆上，掛著一幅上頭署名梁啟超所寫的「行氣如虹」四個大字，就問外祖父：「為什麼會有他的東西呢？」外祖父於是便把他和梁啟超見過面的事情告訴我。
原來外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是台灣人政治先師林獻堂先生的祕書。說到林獻堂的貢獻，他曾設立「台灣同化會」，為求台灣人也能享有和在台日本人相同的權利；又不遺餘力地推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要求對台灣總督所發布條例及編烈的預算擁有審議權等。外祖父是在陪同林獻堂先生到日本時，在京都和清朝改革派，當時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先生會面。
原本以為自己會講中文，應該也可以和梁啟超先生溝通的。沒想到，梁啟超先生的中文裡有著濃濃的廣東口音，外祖父怎麼聽也聽不懂。
「我想我的中文裡也有嚴重的台語腔，梁先生也是聽不懂。最後我們只好用筆談。」
後來，林獻堂先生曾經請梁啟超先生來台灣，商計台灣的出路，但是得到的回答是：「現在的中國己經沒有力氣去管台灣的事了，台灣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考量未來的前途，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
從前在學校裡曾經學過「梁啟超是清朝末年的改革派」，如今聽外祖父說著實際和他會面的情形，讓我十分感興趣。而平常一向不曾和孫子們和顏悅色地講話的外祖父，意外地能跟孫子談起自己年輕時的重要回憶，那時的外祖父看得出來相當高興。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03-104。
有guts的民主家族，會做正確的選擇，知識份子讀了許多書，要比一般人能自覺自悟，而讀哈佛的阿九呢？
許世楷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當年都從事過抗日運動。至於世楷父親許乃邦，先是在京都大學法學部就讀，畢業後又進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司法考試及格後，在東京擔任律師工作，之後又回到台中當律師。就我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來看，公公可說是個真正的知識份子。
戰後，公公在台中地方法院擔任推事，那時候的中國人都習慣用賄賂的手法，認為不賄賂，官司就不可能打贏。
有一年，公公家裡送來了一盒中秋月餅，當時是由佣人收下。等公公回家後打開一看，盒子裡裝的根本就不是月餅，而是錢；公公相當生氣，立刻叫來法院警察，把送餅的人抓起來。結果對方還一直辯稱他是「遵照中國式的做法」，哪有什麼錯？！
由於公公是受日本司法教育、個性堅毅正直的人，怎麼也不能認同處處賄賂的中國式作為，所以在「228事件」後，就辭去法官的職務。上了年紀之後，有一段時間曾到美國，還有來日本和我們住在一起。
還記得公公住在日本的那一段時間，每次和公公一起外出，走到車站附近，他一定會掏出錢來說：「這拿去買車票。」
「不用了！爸爸，世楷現在在大學工作，有收入。我來買！」
「不！長輩本來就應該付錢的。」
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知道，公公真的是個一板一眼的人。
如今「代表處」的官邸，還掛有公公送給我們的掛軸。上面寫著：
欣愉節守志彌堅
這是在1972年外子生日時，從台灣寄來的禮物，表示對外子參與獨立運動的支持與聲援。當時上頭的署名為「高見」。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08-109。
在當時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情況下，如果公公在掛軸上用本名，恐怕會招來一些不必的麻煩。署名「高見」，不但比較安全，世楷也一看就知道，可說是兩全齊美。
至於世楷的母親洪金雀，是位醫生，畢業自東京女子醫專。在那個時代，女性同時又是醫生，那真是少之又少。她一直工作到近70歲才退休。個性非常開朗的婆婆，在69歲因膝蓋疼痛到醫院就醫時，醫生告訴她診斷結果為「老人性關節炎」。她十分不解，還反問醫生：「為什麼是『老人性』呢？」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110。
阿九現在最怕台灣人搞建國，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理地位不為國際所承認，就強迫台灣人要與中國統一，其態勢越來越明顯，台灣人要自救，只有革命一途，流血的犧牲會是必然的結果。
事件的經過首先要回溯到事件發生前16年，也就是1972年，外子著手寫下了「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當初之所以會寫下草案，主要是想把主張獨立，以及未來計劃要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等訴諸文字，認為以憲法草案的形式呈現會更加適合。
完成後，由台灣獨立運動的日本本部成員一起檢討，加以修改，1975年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世界總本部的會議中提案，之後由世楷負責進行重寫作業。
1988年年底，一天，接到台灣的雜誌社社長鄭南榕先生打來的電話。
「我們想在我們發行的《自由時代》週刋上，發表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你說的是哪一份草案？」
「前一陣子我們己經從張燦鍙先生那兒拿到草案的影印本了。」
外子認為這個草案是十幾年前的舊東西，現在拿出來似乎不太妥當，而且現在正在進行重寫作業，再過不久就可以完成，外子請鄭南榕先生再等一下。「不！我們等不及了！想要現在馬上就發表！」鄭南榕先生回答。
於是外子只好將己經完成的一半以上部份先傳真給鄭先生，剩下的就在那天夜裡徹夜趕工，隔天一早送過去。
草案刊出後，《自由時代》爆發性地大賣，但也因為這樣，鄭南榕先生在隔年一月遭到檢察署以叛亂罪進行告發。警察命令他出面應訊，他不從。「我就算死也不去，為什麼要逮捕我？台灣應該要有言論自由的！」然後就把自己關在雜誌社裡。
在我的日記裡，這麼記載著當時的事情。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14-115。
高等檢察官陳耀能對南榕發出出庭命令書，但南榕不予理會，理由是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理由被傳喚。而他也婉拒了身邊朋友要他暫時逃出台灣的建議，打算和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司法做徹底的對抗。
「生在這個時代，要愛台灣同時就要忍受痛苦。對於一個愛台灣愛到入骨的人來說，只有選擇孤獨的道路。2,000萬人光是嘆息，並不能軟化獨裁者的心，但是，一個滿載2萬人憤怒的示威抗議，卻可以促使獨裁者自制。」南榕在二月號的雜誌上這麼寫著。
之後，警察想要逮捕鄭南榕先生，他說：「我不會活著讓你們抓的！」他在報社準備了一個裝滿的汽油桶，自鎖在編輯室繼續做出版的工作。
他的夫人葉菊蘭女士和高俊明牧師，還有許多人都出面說服他，要他別這麼做。
外子也不斷用電話、傳真和他連繫，甚至告訴他：「如果有出國的打算，一些偷渡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會幫你準備好。」可是鄭南榕先生的意志相當堅定，一點也不動搖。
我則是透過各種管道尋求集體連署簽名，設法展開救濟活動。包括日本的PEN Club組織，我也向他們請求協助。
但是就在4月7日，當著強行衝入企圖逮捕的警察面前，鄭南榕先生點火自焚了。李登輝先生因為才剛就任總統不久，還沒有力量阻止這件事，最終無法救回鄭南榕先生的性命。
雖然這事件的結局令人痛心，但它確實促使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向前邁了一大步。站在反政府立場的報紙，用大大的篇幅刊出這則新聞和憲法草案，讓它廣為台灣人所知曉。為爭取言論自由，賭上自己性命的鄭南榕先生，功勞真的很大。
在那以後，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任內，對政治犯予以減刑或釋放，並在1992年5月修正刑法100條（內亂罪）。從此以後，言論自由得到保障，黑名單也實際得到解除。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17-118。
黑名單的時代又要來臨，我發現各地的情治人員，四處到台灣國的地點收集情報，聽說是「上級」有「交代」，阿九執政又有一批台灣人要被清算鬥爭？
1992年10月15日，我終於回到睽違34年，對外子來說就是33年的台灣。那天在機場，有好幾千人來迎接我們，沒想到陣容居然這麼龐大。我們一邊接受媒體採訪，一邊走出機場；到了機場外，才發現天空正下著小雨。即使如此，還是聚集了許多人，他們都是從台灣各地趕來的群眾。
總算回到故鄉了。我的眼睛因為小雨而濕潤了起來，唇邊也不禁喃喃唸起羅塞提的詩。
請佑那溫暖我心的國土
那片充滿慈愛、讓人心快的土地
未加修飾真心的臉龐
聽來心怡的美麗語言
請接受我的心吧
那最真誠溫柔
我思念的國家啊！請接受我的眼淚吧！
外子臨時在車上演講了起來，由於事前並沒有提出演講申請，警官馬上喊：「停止演講！」不准外子再講下去。擔任總指揮的李應元先生向警察說：「再給他五分鐘，他離別了故鄉30多年心中有千萬想說的話。」
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對外子提出詢問：「有人回到國內後因為水土不服，後來又回到國外居所。請問你們適應台灣的生活嗎？」
「我們在生活、語言習慣都不同的異鄉過了30多年，在無親無戚的海外結婚、生子。在別人的社會都能立足，占有一席之地了，回到自己的故鄉，我想沒有不習慣的道理。
只是，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己經被污染。收取賄賂、自私自利，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首先就必須要去除這些惡習。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
盧千惠著／鄭清清譯，2007，“回到美麗島的懷抱”《我心目中的日本》，玉山社，pp.120-122。
延伸閱讀：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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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7日 星期三
Ma: The de-Taiwanifier
 |
| Published on Taipei 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8/09/17/2003423388 [LETTERS] Wednesday, Sep 17, 2008, Page 8 Ma: The de-Taiwanifier British playwright George Bernard Shaw was once purportedly told by a beautiful lady: “Sir, imagine if we two got married — our children would get my looks and your brains.” To which, Shaw replied: “Yes, but what if they got my looks and your brains?” |
2008年7月27日 星期日
Wake up, our sovereignty is at stake
Up Next
First Chinese tourists satisfied: survey
SUCCESSFUL START: There were only minor criticisms that the tours were overly hectic and some said they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visited the tomb of pop singer Teresa Teng
STAFF WRITER, WITH CNA
Friday, Jul 25, 2008, Page 4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first batch of Chinese tourists to visit Taiwan via weekend direct charter fligh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our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released on Wednesday showed.
The Tourism Bureau distributed 644 questionnaires to Chinese tourists who arrived in Taiwan on July 4 on the maiden cross-strait charter flights and collected 193 valid samples.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respondents gave either a “very good” or “good” rating for the treatment they received during their package tours and up to 87 percent rated as “very good” the quality of the coaches used and their drivers’ customer service skills.
Meanwhile, 91.19 percent of those surveyed said they were most impressed by their tour guides’ attitude,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skills, while 86.54 percent said they were satisfied with tour guides’ ability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r unusual incidents.
Generally speaking, most Chinese tourists gave a positive review of local tour guides’ hospitality.
Asked about their views on the prices of goods at stores where the travel agencies had arranged for them to shop, more than 70 percent said prices were generally reasonable. Major items they bought at the shops included foodstuffs, snacks, gift items, clothing and coral jewelry.
Many respondents also identified late-night snacks, spas and local specialties as their favorite aspects of their tours.
The Chinese tourists gave a mixed response to the local dishes arranged for them by travel agencies. Some suggested the addition of one or two more spicy dishes, while others said they felt the local dishes were generally good.
Most tourists were also satisfied with their lodgings, saying hotel accommodation was more than adequate and clean.
Up to 58 percent of the tour groups that visited via the maiden weekend charter flights spent 12,000 yuan (US$1,750) on group tour fees, the survey showed.
On their tour itineraries, many tourists said they hoped to see the addition of visits to the tombs of pop singer Teresa Teng (鄧麗君) and former dictator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and his son, former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蔣經國).
Some respondents said they felt their travel schedules were too hectic and that they planned to make longer trips in future or hoped to go backpacking. At present, Chinese tourists are only permitted to visit in tour groups.
Wake up, our sovereignty is at stake
By Paul Lin 林保華
Friday, Jul 25, 2008, Page 8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has released a statement rejecting comments by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Chairwoman Tsai Ing-wen (蔡英文)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has been rushing into the relaxation of cross-strait policies and that the lack of clear accompanying measures to handle problems this could cause represent an unprecedented threat to Taiwan’s sovereignty.
The MAC said the majority of relaxed cross-strait policie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promoted by the DPP government, and are in line with what the public wants and beneficial to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Direct cross-strait charter flights and allowing a greater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to visit Taiwan are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the former government. However, Beijing chose to ignore them so that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could use them during his electoral campaign. In order to make these changes a reality, however, Beijing had to sacrifice agreements on chartered cargo flights negotiated with the DPP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he list of eight Chinese travel agencies monopolizing the market for visiting Taiwan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PP.
We can only thank the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this “development.”
Other relaxations also vary in principle with those promoted by the DPP government.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e DPP never agreed to abandon the title “president.” Ma, however, has made a decision that may make dictator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and his son,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蔣經國), turn in their graves. Nor did the DPP administration ever recognize the so-called “1992 consensus.”
For its part, the KMT government does not even have the courage to mention “one China, with each side having its own interpretation.”
To facilitate direct flights, some local KMT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disregarded national and personal dignity and openly rebuked Taiwan during their visits to China. When the KMT chairman and other senior party officials went to China, they were too afraid to uphold Taiwan’s sovereignty. On the other hand, DPP member and Yunlin County Commissioner Su Chih-fen (蘇治芬) said at the opening of Yunlin’s liaison office in Beijing that Taiwan and China were two separate countries. Based on this, it should not be too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o cares more about Taiwan’s dignity.
Although the DPP administration also advocated relaxing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Ma has gone overboard and removed the 40 percent cap on investment. He has also failed to explain the logic behind allowing Taiwanese businesses to set up factories using 12-inch wafer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DPP government refused to allow the Olympic torch onto Taiwanese soil on the grounds that Beijing insists on changing Taiwan’s Olympic title from “Chinese Taipei” to “Taipei, China” and because Beijing is constantly attacking Taiwan’s sovereignty. Before his election, Ma said he would consider boycotting the Olympics over China’s treatment of Tibet. However, two months later, his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provide a strong response to Beijing changing Taiwan’s name from “Chinese Taipei” to “Taipei, China,” with only the MAC vice chairperson speaking out.
Why did Ma step up when it came to allowing Chinese officials to address him as “Mr,” only to take a backseat when it comes to safeguarding Taiwan’s sovereignty?
While the DPP government strongly opposed recognizing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from China, Ma has been heavily in favor. He also wants to allow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Taiwan. No clear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ose moves have been proposed, leaving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 would have to deal with the ramifications scratching their head.
Caution will be in order when Chinese investors are allowed onto the Taiwanese stock market. The TAIEX has plummeted in recent months and Ma’s attempts at reviving it have been in vain. It was only when the stock exchange announced it would look into insider trading that the market finally stopped falling.
Political analyst Wang Kung-yi (王崑義) wrote on his blog: “Last week, I went to Hangzhou to take part in a large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Taiwan Affairs Office. Some people at the meeting who work for Taiwan-related departments told me that certain members of the KMT have told them the KMT will push Taiwan’s stock market down to 5,500 points so that Ma will be forced to reshuffle his Cabinet and get the members they want in office.”
Absent new policies, interest groups could very well control Taiwan’s stock market and countless Taiwanese could be bankrupted if the stock market is buffeted by Chinese and KMT insider trading.
It is high time Taiwanese realized the severity of the crisis we are facing.
Paul Lin is a political commentator based in Taiwan.
'Smoke free' Games just a pipe dream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has declared the Olympic Games will be ‘smoke free' and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ban o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but that doesn't seem to discourage China's 350 million smokers
By Andrew Jacobs
NY TIMES NEWS SERVICE, BEIJING
Friday, Jul 25, 2008, Page 9
A smartly dressed man carried a lighted cigarette into the elevator of an upscale apartment building in Beijing one recent morning and something remarkable happened. A fellow passenger, a middle-aged woman with a pet Maltese tethered to her wrist, waved a hand in front of her face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mannered coughs that had the desired effect — the man stepped on the cigarette and muttered an apology.
In a country where one in four people smoke, and where doctors light up in hospital hallways and health ministers puff away during meetings, it was a telling sign that a decade of halfhearted public campaigns against tobacco might finally be gaining traction.
In Ma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banned cigarettes in schools, railway stations, office buildings and other public places. Chinese athletes are no longer permitted to accept tobacco company sponsorships. Cigarette advertising on billboards will be restricted during the Olympics.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溫家寶) has declared that the Games will be “smoke free.”
Despite the new laws and proclamations, the impact might elude non-smoking visitors who arrive in the capital next month. Most restaurants remain shrouded in smoke, the air in clubs and bars can be asphyxiating and a year-old prohibition against lighting up in Beijing taxis has had little effect.
“If I point to the no-smoking sign, the passenger will just laugh and keep smoking,” said Hui Guo, a cab driver who does not smoke.
Government officials say that 100,000 inspectors have been dispatched to ticket smoking scofflaws, but the US$1.40 fine offers little deterrence, especially to the nouveau riche entrepreneurs who proudly brandish the gold-filtered Chunghua brand, which sells for US$10 a pack.
Li Baojun, the manager of a popular restaurant on Ghost Street, explained why he did not dare tell patrons to stop chain-smoking during meals.
“My customers would rather starve than not smoke and I would go out of business,” he said, as a thick pall hung over the diners. “In China, you cannot drink, eat and socialize without a cigarette.”
About 350 million of China’s 1.3 billion people are regular smokers — more than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the US — and even though 1.2 million people die each year from smoking-related causes, there i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cigarettes hold some health benefits. A cigarette in the morning is energizing, many smokers will declare, and even when confronted with scientific reason, they will cite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an inveterate smoker who lived to 92, and Mao Zedong (毛澤東), who lived to 82.
Health care workers are not exactly the best role models — more than half of all Chinese medical professionals smoke and a 2004 government survey of 3,600 doctors found that 30 percent did not know that smoking could lead to heart disease and circulation problems. Unlike cigarettes in much of the world, Chinese brands carry no health warning on labels, although that is scheduled to change in 2011.
Smoking with one hand and wielding a pair of chopsticks with the other, Li Na, 26, a secretary, was unapologetic as her two-year-old son sat next to her at a restaurant here enveloped in a bluish haze.
“If you overprotect your children, they don’t build their immunity,” she said. “Breathing a little smoke when they are small makes them stronger.”
At wedding parties, the bride often passes out Double Happiness brand cigarettes to guests, a tradition meant to enhance her fertility. Mourners at Chinese funerals are generously plied with smokes and a handful burned at the grave site is meant to satisfy the craving of the deceased.
When the police pull over a driver for a traffic infraction, a pack of cigarettes, not registration papers, is often the first thing pulled from the glove compartment. And during tough business negotiations, a round of smoking is an invaluable lubricant for a logjam.
“Cigarettes have an extra value in China that helps improve many social interactions,” said Tang Weichang (唐為昌),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Tobacco Museum in Shanghai, a pro-smoking institution financed by China’s tobacco industry.
Smoking here is largely a male pastime —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all men smoke compared with 3 percent of women — and declining a cigarette is sometimes taken as an insult.
Guo Fei, a nonsmoker whose restaurant is largely smoke free, said he would often accept a proffered cigarette and later throw it away.
“To reject a cigarette would make them lose face,” he said.
The nation’s lukewarm efforts to curb smoking are complicated by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the tobacco industry, which provides about US$31 billion in taxes each year, about 8 percent of the government’s revenue.
China produces a third of the world’s tobacco, with more than 400 domestic brands offered at Beijing’s ubiquitous tobacco shops. During a debate over anti-smoking measures last year, Zhang Baozhen (張保振), a vice director of the 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 warned that “without cigarettes the country’s stability will be affected.”
Earlier this year, Beijing officials announced a ban on smoking in bars, restaurants, karaoke lounges and massage parlors, but that proposal, opposed by business interests, quickly died. The new law only encourages eating and drinking establishments to set aside nonsmoking areas — few restaurants have obliged.
It does not help that cigarettes are extremely cheap. Some of the more popular brands cost less than US$0.50 a pack. With less than 5 percent of the market, foreign brands like Marlboro and Camel have made little headway.
At Block 8, a fashionable Beijing nightclub, cigarettes dangled from the lips of half the patrons. The other half seemed to be taking a break from smoking, their cigarette packs set out before them.
Emma Cheung, 32, a magazine fashion editor, said smoking made her thin and fueled her creativity. She said she would support a ban on smoking indoors, but that she would not quit until co-workers did.
“Yes, I’m addicted, but so is everyone else at the office,” she said. “If we didn’t smoke, I don’t know how we would get anything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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